赌王、联想与比特币新首富：所有神话都潜伏着同样的危机

共同繁荣：

面对全球贫富悬殊的百年难题

2021年以来，中国政府在限制互联网领域平台垄断、遏制教育、文化、住房领域过度资本等方面出台了一系列重大政策举措，引发舆论持续关注。国内外。 2021年8月，中央财经委员会正式提出《关于扎实推进共同富裕问题研究》。 从改革开放初期“部分地区和人民先富起来，带动和帮助其他地区和人民，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长远目标，到当前“扎实推进”的要求”，“共同富裕”不仅是政治承诺的历史实践，也被视为中国发展战略、发展理念和发展道路的调整节点。 然而，在世界格局日趋不稳定之际，“共同繁荣”面临着2008年以来全球危机的深刻挑战，而2020年的疫情危机将迅速放大全球危机的强度和不确定性。 在这个内外变化交汇的历史关头，中国重新强调“共同繁荣”目标、努力克服发展不平衡问题的做法，也需要放在全球危机的背景下来理解和定位。

▍21世纪的危机

自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一场全球性的低强度危机已持续了十余年。 2008 年以来的危机是一场真正的全球危机。 近三十年来，世界经济最大的变化是全球资本的流动性大大增强，全球资本配置对经济和政治影响的复杂方面逐渐显现。 与此同时，以互联网技术为代表的信息技术开始大规模普及，在全球范围内催生了新的经济业态（知识经济、互联网经济）。 新经济业态的垄断结构与全球分工链条的动荡交织、加剧。

在这两个新因素的推动下，这次危机的强度虽然不及历史上资本主义大经济危机，但在危机的广度和持续时间上都超过了过去。 这场危机是普遍的。 与20世纪被称为世界资本主义制度危机但本质上只是局部性的经济危机相比，进入21世纪以来，真正的全球市场已经形成，危机的发生和传导也因此得到了加强。全球性。 除了经济增速持续低迷，贫富悬殊和阶层分化普遍成为危机的基本症状。

2020年的疫情危机，将全球危机的现实戏剧性地展现在大家面前。 新冠疫情在全球蔓延，加剧了全球阶层不平等。

与20世纪相比，由于中国等新兴国家经济的快速发展，21世纪以来南北经济发展差距相对缩小。 相比之下，则是南北差异的内化。 在美国，2006年金融危机爆发前，收入最高的1%人群的收入是收入最低的90%人群的20多倍。 在欧洲，受“去工业化”、劳动力成本以及新技术对劳动方式的冲击等影响，欧洲主要国家的失业率长期居高不下，普遍超过40%。 在中国，截至2020年，城镇化率已超过60%，并以每年1%的速度快速增长。 在大规模脱贫攻坚取得重大成就后，城乡之间的不平等逐渐转化为城乡内部的不平等。

2008 年以来的危机也非常复杂。 一是前工业社会的危机格局在一些国家依然存在。 在一些最不发达国家和地区，在传统农牧业经济条件下，气候灾害、人口和资源冲突引发社会经济危机，突出表现为饥荒和内乱。 其次，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推进，新兴国家工业化社会危机凸显，表现为周期性相对生产过剩、失业潮、社会分化、劳资冲突、城市治理危机等。 最后，新技术革命和产业分工带来的新的社会危机也集中在发达国家和新兴国家的部分地区。 新技术和新经济正像工业时代一样重塑利益格局，将社会划分为新技术人口和传统就业人口。 生产自动化与智能化结合带来的劳动力替代，导致失业工人从低技术领域向传统中技术领域扩张，以及新技术领域的劳动力失衡和过度劳累。 劳动组织水平、技能水平、教育水平、科技水平，将再次决定一个国家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和社会分化程度。

对于发展中的中国来说，既要面对工业化社会的一些传统危机形态，又要与发达的资本主义经济体一起走在时代的前沿，还要面对技术变革给人类社会带来的新挑战。 “共同富裕”是应对这一新挑战的中国方案。

▍危机时代的思考与行动：各国共同财富的诉求与挑战

尽管对危机成因的认识存在巨大差异，但世界各国和地区都产生了一系列应对危机的思潮和行动。 由于在全球市场和全球分工中地位和发展阶段的差异，各国和地区应对危机以实现“社会再平衡”和“民族团结、内部融合”。 性特征。

首先，作为全球产业链上游、资金、技术和市场供给者的美国和欧盟，保守主义和左翼势力展开了激烈的竞争。

在美国和中欧国家，保守主义的支持者主要是被全球化破坏的本土工人阶级和传统产业的白领阶层。 在他们看来，20世纪末以来的全球化进程并没有给他们带来好处。 反而被跨国公司、跨国资本出卖，被中国、东南亚国家、印度等新兴经济体的劳工群体抢走就业机会。 来自美国、非洲和中东的非法移民破坏了社会秩序。 其核心主张是反移民、反对跨国资本、支持贸易保护和“再工业化”，期待重温工业化高峰时代的富裕生活和辉煌成就。 例如，特朗普的“反政治正确”言论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但在国内政策方面，特朗普的做法与里根的改革颇为相似——减少政府监管、减税特别是企业税、推进“再工业化”等。法国国民联盟（RN，2018年更名）现任领导人玛丽娜·勒庞也认为，当前的全球化是不受管制的，从而削弱和威胁民族国家的政治和法律基础——领土主义和个人主义保护原则减弱经济主权和治理能力。 因此，我们必须反对全球化，强化贸易保护主义； 反对难民和非欧洲移民入境，特别是来自北非、西非和中东的穆斯林； 回归传统社会价值观，反对多元文化主义和同性婚姻。 在2017年德国大选中成为第三大党的德国另类选择党（AfD）也坚持类似主张。

相反的是左翼思想和行动。 左翼思潮的支持者也意识到全球化带来的危机，但与期望“回到过去”的保守派不同，左翼思潮的支持者对技术变革的深远影响更为敏感，认为有必要进行一些新的探索和改变。 伯尼桑德斯在美国被称为“社会主义者”，在年轻一代中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 究其原因，免除医疗债务、免除公立大学学费、开征“极富税”等一系列提案触及“千禧一代”青年群体的困境——社会不平等不仅仅是因资本全球化拉大了贫富差距。 问题还在于，年轻一代所要面对的新技术变革所带来的社会分工（知识经济、创新经济）门槛极高，缺乏家庭财富和社会资源的支持，个人需要承担巨大的劳动力再生产成本。 杨安泽等人提倡“全民基本收入（Universal Basic Income，UBI）”（Universal Basic Income，UBI），为每个18岁以上的美国成年人提供一定数额的全民基本收入。在结合新一轮科技变革中，再就业将更加困难。 失业不再是一种暂时的状态，而是意味着工作机会可能永远不会回来。 “到 2015 年，自动化已经摧毁了 400 万个制造业工作岗位，在未来 12 年内，三分之一的美国劳动者将因自动化而失业。” 法国左翼政治家让-吕克·梅朗雄（Jean-Luc Melenchon）Luc Melenchon，也意识到年轻一代正面临着更为复杂的困境，因此他强调需要增加公共福利支出，尤其是在教育领域提供对青年群体的福利支持。 支付这些成本主要靠推进税制改革，加强大企业和富人的税收能力建设。 除了特定国家内部的左翼思潮和政策行动外，2008年以来，一些跨国左翼思潮和社会抗议运动也不断发生，如哈特和奈格里倡导的“多数”——群众的斗争。底层是不依托于以强大的组织形式为基础的“去中心化”抗议运动，反资本主义运动。 2011年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在一定程度上具有这一特点。

从上述国家内部和全球范围来看，左翼思想虽然也意识到了新问题，但与右翼思想和行动相比，其影响力还是比较弱的。 这与左翼团体的内部分化密切相关。 传统左翼理论建立在工业化大生产模式下的工会和斗争实践之上。 全球化进程和技术变革深刻改变了工人的构成。 全球流动能力（如跨国语言技能）、经济能力以及对复杂和新兴技术的掌握程度（如信息技术能力）成为劳动力群体分化的重要原因。 它的现实是，知识分子和高科技工人支持文化多元主义和进步主义，传统产业工人支持劳动保护，反对文化多元主义。 在资本主义的上层，新技术资本和跨国金融资本也倾向于支持文化多元化和鼓励移民，而中下层的本地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与本地制造业资本在保护主义、反移民、反对新兴资本。 同意。

二是新兴经济体在全球分工中处于劳动力、资源和产能供给侧，在吸引资本、开放经济、缓解社会分化、加强内部团结等方面面临困境。

In India, Modi was elected prime minister in 2014 and is regarded as a strong leader who can solve India's long-term difficulties: internally, he tried to use Hindu nationalism to strengthen national identity and power integration, and strongly suppress opposition forces; 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努力克服印度工业化发展面临的制约因素。 对外，以印度的市场前景为筹码，与外资博弈，吸引技术和资本投资； 推行扩张政策，转移国内矛盾，提升印度的海外影响力。 被誉为“南美特朗普”的巴西现任总统博尔索纳罗以“巴西高于一切，上帝高于一切”的口号赢得总统大选。 在经历了2015-2016年毁灭性的经济衰退后，博尔索纳罗和他的经济团队采取自由市场政策来“纠正”历届左翼政府的政策：削减福利支出成本和变卖国有资产筹集资金，提高效率，减少政府监管，促进财政稳定，并削减企业和个人所得税以创造就业机会。

在新兴国家中，印度属于工业化发展时期，但也开始面临社会分化问题。 为应对社会分化，印度除了加强自身福利体系外，还希望取代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获得更多的市场和资源，并试图与美国主导的产业链实现更有效的合作。国和欧洲。 一体化。 另一方面，巴西是一个社会分化严重的中等收入经济体经济危机对比特币的影响，呈现出左翼和右翼政策之间剧烈摇摆的格局。

最后，在更广泛的欠发达和长期衰退的地区出现了一波宗教复兴。

许多欠发达地区并没有真正经历过工业化，还处在传统社会的泥潭之中，却也被动地卷入了全球化的浪潮中。 客观地说，这些危机需要通过生产力的提高来解决。 然而，其自主提高生产力的努力，既缺乏组织和物质资源的支持，也缺乏舆论和意识形态合法性的支持。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环保主义和地方文化保护主义被视为自然和合法，而这些边缘地区似乎只是作为“风景”和“自然遗产”才合理。 以非洲国家为例，许多国家往往呈现出“先进的政治结构”悬浮于部落社会之上，部落和族群划分合法化和制度化，族群融合和社会融合停滞了一个世纪的现实。很久。 这些国家在极少数高度全球化的上层精英和绝大多数普通民众之间形成了分裂。 尽管这些精英通过民主制度将自己伪装成国家的代表，但他们与当地人的生活经历并不相同。 在少数群体进入全球市场网络、大多数人被排斥在外的背景下，危机频发，宗教往往成为下层生活的必需品，因为宗教不仅是一种信仰和意识形态，更是一种重要的组织资源。 在没有公共服务和政治权力的情况下，人们依靠宗教组织来保护自己和维护自己的尊严。

▍“共同繁荣”的国际化定位

如上所述，21世纪的危机是普遍性的，但对于具体国家而言，危机的构成是不同的。 中国面临的问题恰恰是新旧交织、既普遍又独特的问题。

随着资本的全球流动，金融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带来了贫富差距的快速扩大，并产生了新型的不平等。 20世纪80年代，美国和欧洲推出“里根-撒切尔”改革，减少国家对市场的干预，增加企业和资本的自由度。 从20世纪80年代到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新自由主义实践在争议中持续产生全球影响，被认为取得了巨大成功。 以“去干预”为主要措施的新自由主义改革对企业自由、财务自由、投资自由具有较为明显的促进作用，但也加剧了劳资结构的失衡。

与此同时，西方资本收获了冷战结束后国际秩序的巨大红利——中国的改革开放和苏东剧变为全球提供了更大的市场空间和价值洼地。资本流动。 一种超越两极格局的全球资本主义形式在1990年代后才真正确立。 在带来国际贸易、投资和经济增长持续增长的同时，也基于金融资产的特性造成了巨大的财富不平等。 远远超出了基于劳动收入差异的不平等的极限。

资本全球流动性的大幅增加，使得跨国资本和大型科技公司可以利用低税率改变自身的业务结构，大幅降低税负标准。 这导致各国征税能力普遍下降，进而导致再分配领域难以取得实质性进展，贫富差距拉大。 在全球化背景下，随着资本、人员、信息的高速大空间流动，一国内部社会结构的复杂性、异质性和多样性日益增加，国际交流与国际合作的范围日益扩大。越来越超出单一国家的治理能力，需要更大空间、更大规模的协作。 但从目标来看，通过跨国合作应对这种不平等的努力取得了一些积极的方面，比如全球统一企业税的问题（2021年6月，G7会议达成一致，试图为跨国公司制定全球标准。15% 的最低企业税率；2021 年 10 月，该协议在 G20 领导人会议上通过），但对危机的不同理解，以及特定国家的利益和意识形态差异各国，导致应对危机的分歧和国际权力的争夺相互纠缠。 其典型特征是以美国政治精英集团为代表的西方精英集团将中国的发展视为对国际秩序的挑战。 疫情危机爆发后，美国政界进一步将对华贸易战升级为舆论战、科技战、金融战，企图将国际政治经济再平衡进程塑造为“争霸”和“争霸”。 “文明竞争”严重扭曲着人类社会。 理想国际秩序的想象。

与此同时，技术变革也给产业结构、劳动力形态和就业结构带来深刻变化。 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互联网技术为代表的信息技术大规模普及，在全球范围内催生了新的经济业态（知识经济、互联网经济）。 进入21世纪前十年后半期，新经济业态和新技术巨头的垄断特征也开始显现。 各国对新技术巨头的普遍不满情绪持续高涨。 舆论通过舆论、抗议运动、选举过程等多种形式，要求政府加强对跨国资本和新技术巨头滥用垄断地位，威胁公共信息安全。 ，逃避社会责任的约束。 2020年12月，欧盟委员会推出了针对大型数字科技公司的《数字市场法》和《数字服务法》，试图加强对数字巨头的监管。 2021年6月，美国众议院司法委员会出台了一系列针对大型平台公司（涵盖平台）的监管法案，以《平台竞争与机会法案》和《通过启用服务交换增强兼容性与竞争力法案》为代表。 2020年以来经济危机对比特币的影响，中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加强对大型互联网平台企业的监管。 新技术巨头带来的不仅是垄断，其引领的新一波技术浪潮（又称第四次工业革命或智能浪潮）对生产方式和社会结构产生深远影响，也可能导致人类的重生社会。 “大分歧”。 无论是“再工业化”战略，还是政府大力鼓励技术创新的投资行为，如果你还没有意识到正在酝酿的新一轮技术革命可能对产业结构和劳动力结构带来的颠覆性影响，你将无法在扩展技术路线的过程中取得进步。 为了代表劳动者的利益进行必要的博弈和干预，无法应对劳动群体再次被边缘化、社会撕裂屡屡发生的现实。

就中国而言，一方面，在内部区域差异和城乡差异尚未完全解决的同时，我们已经与欧美国家一起面临金融资本主义和技术变革的最新挑战。 但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积累的物质基础和组织资源，为中国在这一轮全球危机中化解危机提供了基础。 在这种情况下。 中国共同富裕的实践可能需要积极解决以下一些独特的问题：

一是如何应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的高速流动和无序扩张对经济社会结构的严重冲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强调市场主体作用，必然面临资本跨区域、跨行业、全球高速流动的问题。 国家政策目标、社会公共利益和资本自由流动之间存在紧张关系。 公共政策有望推动金融资本进入实体产业，从而推动技术进步。 然而，金融资本往往与各种形式的垄断经济实体结合，包括传统产业和新兴科技巨头。 如何防止资本无序扩张，促进资本利益和全社会利益，成为中国必须面对的现实挑战。

第二，如何在推动技术变革和社会均衡发展之间保持平衡。 目前，我国已处于新一波科技革命的先行区：大规模5G投资全面展开，人工智能产业、大数据产业、新能源新材料产业加速融合，数字技术和传统制造业正在快速推进，新一轮变革的一些可能性和技术路线的选择正处于关键时刻。 因此，中国当前的“共同富裕”实践也必须对新技术条件下的社会重构进行预判和准备，需要探索有效推动原始创新与促进创新劳动力有效转移之间的平衡等问题。 如能在上述问题上取得突破，中国对“共同富裕”的实践探索或将为全人类的发展作出重要贡献。

（注：本文写作过程中受到贾凯教授的启发，在此表示感谢）